中美专家呼吁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携手合作

最后将案件发回重审，保护了律师。

两者冲突，一定是现有法律出现了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在嫖宿幼女的罪名下，成人性侵了幼女却不视为性侵幼女而视为交易性的嫖宿。

5月29日广州市妇联相关负责人就提供过一个惊人数据：过去三年，广东逾2506名女童遭遇性侵犯，其中近半在14岁以下。温岭虐童事件极其典型的暴露出我国法律在保护儿童上的缺失和进退失据窘态。立法意图就背离保护儿童这个底线原则。再有，我国长期性教育缺位，幼童没法通过学校获得身体和性方面的知识，相对于重视性教育的国家，我国幼童更缺乏作身体和性的主人的准备……但我认为，目前最为迫切的，是虐童入刑和迅速启动对刑法第360条第2款——嫖宿幼女罪的审查。至于性侵幼女的成人，该罪名起的是弱化、消解罪行的作用。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首先指人身行为能力。不幸的是，我国在所有这些方面形势严峻。问题是：中国能够变成西方吗？变成西方会是一种如何的结局？宪政的本质是法治这场宪政的争论和前几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是在神学的抽象意义上讨论宪政，他们都没有直面现实。当然，制定了宪法只表明中国要实行宪政，但并不表明中国已经有了宪政。在讨论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把重点置于毛泽东本人，而是置于制度层面。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生产任何新的理论和概念，除了固守传统那些教条外，主要是控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

传统上，官方一直要求所有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和思想上的统一。在邓小平、陈云和彭真等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重返宪政，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即82宪法。

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无法无天，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保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个探索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他们实际上所关切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这个问题。

从政治上说，争论双方都在试图重新定义中国政权的本质。左派则视三权分立和多政党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官方正式对宪政之争没有公开表达态度，并不是说其没有态度。到现在，官方连社会意识形态也控制不了，任凭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

结果，官方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解释不了社会现实，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因为在主张宪政者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是宪政。

当然，西方国家宪政的一个共同体现形式，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邓小平之后，中共历届领导层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宪政，尤其是如何把宪法所规定的一切转变成为现实。

同时，即使是实际上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权，其理论上也要用宪政来论证自己。共产党是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主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就是说较之国民党，共产党更迫切需要宪政。在实现宪政的国家，宪政可以说是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走上了一条探索的道路。毛泽东在晚年，自己破坏自己立起来的宪政，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果。如果存在，也要把它改掉。

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外界并不难看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分歧的话。就是说，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宪政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

实际上，宪政的本质就是权力的制约。在其革命早期，孙中山直接搬用西方宪政和议会政治，但很快就失败。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需要被制约。第一，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

这一点反对宪政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就直接说，主张宪政的是质疑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左、右派之间争论的要点就在于此。这种看法当然过于简单，也不科学。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远较西方的优越，甚至在未来可以取代西方。

反对宪政的阵营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但不能说英国不是宪政。

台湾后来能够实现民主化，和政治精英对宪政意识形态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政治发展的目标。不过，对类似的争论，官方从前不是这样的。

在人民主权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不管宪政是否真实，至少在理论上各国都要行宪政。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把宪政的形式当做本质，或者说，没有把宪政的本质和形式区分开来。

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宪政之争的恶果是明显的。换言之，在这个群体看来，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基础并非宪政。公平地说，主张宪政的群体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是要如同反对宪政的群体所指控的，要推翻现行执政党的统治。蒋介石即使行专制，但在理论上也没有否认宪政。

但是，说宪政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难道无法无天的政体？同样，在支持宪政的群体看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宪政，就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型成为西方类型的国家。这两种极端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国家悲剧。

神学化的讨论，无论是对执政党还是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害的。没有哪一个专制政权或者独裁，可以公开显示自己可以站在法律之上。

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就实行一种不情愿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不得不容忍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义之争。自由派则相反，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